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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的难点及对策思考

 

高考改革的难点及对策思考

李瑞阳

众所周知,高考制度既是连接大学与高中的枢纽,又是大学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桥梁,承载着素质教育的导向、教育资源的配置、社会公平及社会稳定的维护等诸多重任,是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大规模的统一考试制度,高考改革存在着许多两难问题,如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等[1] ,并且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深入,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对高校选才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恢复高考近30年的今天,对高考制度的性质、功能及改革的难点问题进行理性反思,有助于改革实践的顺利推进和招考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       高考改革的难点问题

自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在考试科目、内容、形式和招生录取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社会竞争激烈、人口和就业压力增大,再加上高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并不尽如人意,没有很好地适应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其中,既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教育因素,也与高考改革自身存在的难点问题有密切关系。理性分析和反思高考改革的难点问题,有助于高考改革的整体推进。具体来说,高考改革的难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 高考改革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由于高考制度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人才选拔制度,同时还承载了过多的附加要求,包括社会人才观的引导、实施素质教育的导向、高中学业水平的检测、学生综合素质、创造潜能的甄别等等。与此同时,社会上激烈的就业竞争,也集中反映到教育领域的高考竞争中来。在社会多重压力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统一的考试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自然会招致各种批评和非议。最激烈的批评便是废除高考制度,如有学者认为“统考制度使中国教育死水一潭,是直接扼杀人才、泯灭民族创造性的罪魁祸首……取消统考制,是中国民族更新教育文化功能、应答新世纪挑战、走向中兴的最关键一环。”只有废除统一高考,才能更好地培养中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精神”。[1] [] 不可否认,实行统一的高考制度,自有其弊病,但如果废止考试制度,则必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社会中,以高考分数作为主要的录取依据,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可以说,在目前还找不到更科学的替代办法时,高考仍是相对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

对高考改革的批评和非议与高考的复杂功能有很大关系,高考不仅起着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规范和引导中学教学方向的作用,而且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功能[1] [] 就此而言,高考改革就不能仅从教育系统内部出发,更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大系统。高考改革关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从国家层面来说,高考关系到科教兴国和国家的人才战略;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考涉及社会公平和全民素质的提高;从教育层面来讲,高考涉及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在此情况下,高考改革自然成为政府、民众、媒体、家长和考生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高考改革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重的社会压力,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改革需要顾及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利益,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改革环节的失当都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震荡。总之,在社会竞争加剧、民众维权意识高涨、法治环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逐步分离高考所承载的附加功能和巨大压力,使高考改革在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和正常的教育生态下稳妥推进,这是改革的难点问题之一。

2、 高考竞争致使考生负担过重

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学习负担过重,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招致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批评,要求中学“减负”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是改来改去,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依然如故。因此在去年教育部进行的素质教育调研课题中第一个专题就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如何认识考生负担过重的问题?高考制度是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片追”、文理偏科、学生负担过重、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在中学,“考什么就学什么、教什么”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片面应试的结果造成了智育一支独秀,高考也因此被批评为“异化的高考”和“考试地狱”等。其实,应试教育的出现并非是由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高考竞争的实质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差别,如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高考选拔实际上起着对高中毕业生进行第一次社会分工的作用。[4] 只要存在着社会差别,就必然存在高考竞争。因此,高考制度并非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罪魁祸首,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实际上是“替人受过”。[5] 除此之外,社会舆论的压力,媒体的炒作和家长、考生的沉重的心理负担,也是形成学生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既然高考制度不能轻言废除,而“减负”于情于理又势在必行,因此,探讨考试科目及内容和高考竞争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问题。

从基础教育领域新课程改革的实行来看,也正呼唤与之相衔接、相协调的高考制度。新课程改革是立足于创新型社会的挑战,为培育数以百万、千万和亿计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实施的教学改革,力求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的新型人才。因此在客观上要求考试和评价制度的改革与之同步。因此,在社会和教育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因势利导地发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如何从科目、内容、形式和录取等方面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使学生从过重的学习和心理负担中逐步解脱出来,是一个需要周密而全面研究的重大课题。

3、单一的人才选拔模式难以适应大众化阶段多样化人才选拔的需求

在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系统更趋丰富和完整,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各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不断出现。大众化高等教育需求的多元化、结构的多层次和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与现行的高考模式之间存在着矛盾。以往为选拔少数精英的高考制度已经难以适应培养多样化人才的需要,比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研究型大学、一般教学型本科大学以及地方高职高专院校,共用一张试卷,难以选拔和甄别类型多样的合格学生。此外,入学机会的增加和入学方式的变化,必然要求扩大招生考试的选择性和灵活性,高考无论从科目、内容、形式和录取等诸多方面的改革,都面临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现实挑战。如果继续沿用选拔精英的考卷去招收30%50%、甚至是70%的学生入学,这对于中学教学的合理导向和为高校选拔创新人才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逐步优化,培养目标渐趋多元(学术研究型、综合应用型、技术操作型人才)的情况下,高考制度应从考试科目、内容、形式和录取制度等方面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以使高考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高校分类发展的要求。上海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解放两端、稳住中间”,分别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以及六所高职院校实行自主招生的改革试点,当然这两种方案在出发点和实践操作中还有着较大的不同。

总之,由于受基本国情、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高考竞争不断升温;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高考的结构性竞争开始凸显;报考规模不断扩大,民众维权意识不断高涨,使得高考改革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教育问题,旧问题和新挑战同时并存,高考改革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二、高考改革的对策思考

高考改革作为一项整体的制度改革,必需从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及考试制度自身的规律出发,从宏观上协调高考与大众化人才培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关系,进一步明晰高校招生的责权关系,逐步建立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分层考试制度和多元的招生制度,使命题指导思想由知识立意逐步转变到能力立意,并建立以分数为主,多元综合评价的录取制度。以下仅从管理体制、招生制度、考试制度等方面对高考改革的对策做一简单分析。

1、管理体制改革

从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关键是要明晰政府、高校、考试机构和中学等各自的责权关系。就高校招生权利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关涉到个人利益和国家发展的公权力,这一性质也就决定了它不能由单一的利益主体独占,而应由政府、高校和社会在一种合理的权利结构中共同支配。

在现行的招生管理体制中,“国家本位”的色彩依然浓重,政府不仅制定宏观的招生政策和计划,而且也管理具体的招生事务,可以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大学的招生自主权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离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为高校的招生章程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大部分高校不太关注自主招生。从世界范围的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趋势来看,大学不关心自己的招生工作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高校自主招生很难抵制各种权力及人情的介入,在长期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其自主能力和自律意识还非常欠缺。这样就导致了高校和省市招办的责权不明。高校到底在招生方面拥有多大自主权,考试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监督的作用?这些都是在招考实践中遇到的棘手的问题。

招生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负责制定宏观的招生政策、完善监督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考试和招生环境;高校则应成为自主招生的真正主体,自主确定适合本校发展的录取标准;中学负责提供学生的过程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供不同类型的高校参考使用;地方考试机构也应转变职能,逐步向社会公共机构转型。具体来说,高校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学校类型及办学特色等作为制定招生章程的依据,招生章程作为契约具有法律效力;考试机构负责组织考试,协调录取程序并接收高校的委托向社会发布其招生章程,同时向高校提供考生的各种报考信息材料,录取与否由高校决定,考试机构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或政府的附属单位向专门服务性机构过渡,成为服务考生和社会的社会公共机构。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招考现状来看,其大学招生考试也都是由专门的服务型机构承担,台湾地区的大考中心也属于财团法人的性质。但管理体制的改革也会面临许多观念、文化和利益等问题,考试机构的改革不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一系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改革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总之,在招生管理体制方面,应当进一步理清政府、高校、考试机构的责权关系,将招生自主权“还权”于高校,地方考试机构应转变职能,逐步向社会公共机构转型。

2、招生制度改革

招生制度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相互关联,除了以上所谈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的问题之外,还有录取批次的问题,主要是要不要划分批次、依何划分批次的问题。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分析和探讨上海的自主招生改革。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某些地区的招考态势呈现出整体性选拔功能弱化与“稀缺端”竞争性选拔功能凸现相并存的局面。[6] 也就是高考竞争的重心逐渐上移到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而一般的地方高职院校其选拔的功能逐渐弱化,开始具有了适应性考试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全国统一的考卷和单一的招生模式无疑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对于招生制度改革,上海的思路是“解放两端,稳住中端”,具体来说就是一般本科院校等维持现状,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则允许其探索自主招生的多元模式。以复旦、交大以及上海二工大、建桥学院等的自主招生为例,分别说明两种模式的自主招生改革。

第一种模式以复旦大学为例,其改革方案的要点是:①招生范围限定在上海市,名额为300名,且招生计划单列;②报名者参加统一的笔试(3小时),测试内容涵盖高中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等10个科目;③成绩排名前1200名的学生填写入学申请资料,并随机接受5名专家的面试;④通过面试的考生,最后参加上海市统一招生考试。这也就是“综合考+面试+全市统考”的模式。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原来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招生制度,增加了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查,变“应试教育指挥棒”为“素质教育指挥棒”,有人将此次改革称为高校自主招生的“破冰之旅”,意义相当重大。但改革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学习负担更重,考生仍需参加上海市的统一考试,在客观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同时,该种招考模式能否在较大范围推广还值得探讨。

第二种模式是上海6所高校实行的“自主命题、自主录取”的改革,除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是公办之外,其余5所均为民办高职院校(杉达学院、建桥学院、新桥学院、工商外国语学院、邦德学院)。实行“自主命题、自主录取”的改革之后,这些高校既可以根据学科专业特色来选择学生,又可以避免考生因参加统一考试而带来的“挫败感”,这是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模式的有益探索。

总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充分考虑考生和高校的需求,灵活地实施自主招生的改革。精英大学需要研究型人才,可以考虑在统一考试之外,增加面试、学能考试和综合考试等多种考核形式;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技能型人才,既可以自主招考,也可以依据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来自主选拔。

3、 考试制度改革

考试制度的改革涉及面较广,既包括科目和内容改革、考试形式改革,也包括考试模式的改革。为实施素质教育,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1999年从广东率先实行了“3X”的科目改革;在考试形式方面,上海、北京和安徽等省市实行了春季高考改革,上海还实行了专升本统考、插班生考试、高职高专后期放开录取等探索,广西也曾实行过“本专分离”的两次考试的改革。以上的改革成功与失败并存,都为探索考试制度改革提供了诸多的经验和启示。那么,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考试制度改革如何适应时代的挑战,其改革的整体方向是什么?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必然出现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从高等学校层次类别来讲,以拔尖创新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一流大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教学型大学和以职业技能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高职高专院校,在考试科目、内容和标准上应当有所区别。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要求高考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这对相对单一的考试制度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为适应多样化人才选拔的需求,高考制度应该向分类考试的方向发展,至少在本专科层次上分开,因为这两个层次的高校对人才选拔的差异较大。但因两次考试在客观上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而且两次考试的衔接也比较困难,所以还需要小范围的试点和更周密的研究。作为过渡方案,可以先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利用水平参照考试也具有一定选拔性的特点,高职高专甚至部分一般本科院校直接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结合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成绩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同时还可以考虑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选考不同的科目,考生可自主选择报考类别,这样不会增加学生负担,上海已经做了类似这方面的改革。

除了分类考试的改革之外,还可以考虑分地区考试,在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省区实行联合考试,这样既可以照顾到地区之间基础教育的改革,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统一考试所带来的风险。但这个改革的难度也非常大,除了对地方考试机构的制度化建设要求较高之外,省区之间的壁垒和利益协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一个重新认识和完善甚至重构的问题,应该利用它来逐步分担高考不应承担的附加功能。高考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与其承载的对高中学业水平的评测功能有很大关系,这些额外功能的承载和相应的要求,使得高考命题指导思想不免多重矛盾,既影响选拔功能的科学性,也难以兼顾对学生中学学业水平的全面检测。虽然早在8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会考制度,但因功能定位模糊、权威性不足和考试自身以及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对高中学业水平的测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很多省市已经取消了会考制度。为使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在功能上合理定位,应进一步用科学统一的标准来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充分检测高中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促进综合能力的提高,只有使学业水平考试合理分担高考的附加功能,成为扭转应试教育的中介环节,才能为高考改革创设良好的环境。

除此之外,考试制度的改革还有逐步建立学能考试、增加考试机会、转变命题指导思想等。

以上所谈只是针对高考改革的难点问题进行的整体改革方向的思考,对具体改革层面的问题因论题所限可能并不全面。总之,在高考改革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教育问题的情况下,必需把握好“三个有利于”的方向,以求真务实和积极进取的态度,明确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在深入研究论证、广泛试验总结的基础之上,稳妥渐进地推进高考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李瑞阳,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5

[1]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3.

[2]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4.

[3]刘海峰.高考改革的教育与社会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5.

[4]杨学为.高考中的竞争.载于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

[5]郑若玲.试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

[6]胡启迪.把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目标愿景锁定好[J].考试研究,2006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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